股市快涨，房价欲动，猪肉涨价，油价也不甘示弱。4月12日，成品油迎来今年第六次价格调整窗口，估计一车油又得多花6块钱。

　　因为不开车，所以平时不怎么关心油价，但坐车时，碰到朋友埋叨，“最近油价又涨了”，我知道他说的是汽油。平时看宏观数据，关心的都是原油价格波动，倒没怎么关心汽油价格波动，突然发现，原油价格波动不仅牵动着货币政策与投资，同时也影响着日常出行。

　　车上小小一桶油，透露出整个经济脉搏，与世界金融、政治变化格局。

　　汽油价格上涨，你要怪远在欧洲的布伦特原油

　　按照国家发改委2016年1月公布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4月12日，迎来本年度内第六次成品油价格调整窗口——汽、柴油分别上调155元和150元/吨，对应折合升价92#汽油及0#柴油分别上调0.12元、0.13元，私家车主加满一箱(50L)92#汽油要多花6元。

　　这次调价距离3月28日汽、柴油分别上调80元/吨，只有短短10多天，而且调价幅度更猛。

　　虽然，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将成品油增值税率从16%降低到13%，折合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25元和200元——即92#汽油和0#柴油分别降0.18、0.17元，私家车主加满一箱(50L)92#汽油可以少花9元。

　　但3月底以来的2次调价，已然把增值税优惠幅度给抵消了。而这背后，是全球原油价格的上升推高了成品油成本。

　　目前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规定，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整的范围为40美元-130美元。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低于40美元时，按照40美元成本加正常加工利润率计算成品油价格，不再下调成本，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于130美元时，兼顾消费者、生产者利益，采取适当财税政策，少提或不提成品油价格。在国际油价40-80美元时，按照正常加工利润率采用成本加成法调整成品油价格，当高于每桶80美元时，开始扣减加工利润率，直至按加工零利润计算成品油价格。

　　这样的联动机制，使成品油价格实现了与国际油价挂钩，在国际油价上升时，降低了原油进口商的风险，同时在国际油价下降时，保护了消费者利益。

　　这里的国际油价，国家发改委参照的是布伦特(Brent)、迪拜(Dubai)和米纳斯(M-inas)三地油价的加权平均值(按照4:3:3)。由此，成品油价格=国际原油成本+关税+消费税+增值税+运费+炼油成本+适当利润空间，在假设成本、税费不动的情况下，成品油价格随着国际油价的波动而波动。

　　从趋势来讲，这三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趋势是一致的，否则容易出现套利。

　　既然波动趋势是一致的，而且布伦特油价的市场影响力也远高于后两者，因此我们可以近似用布伦特油价的波动来替代加权平均油价的波动。

　　所以，最终发改委成品油的价格调整，很大程度受到布伦特原油的期货合约价格影响，继而影响加油站汽油、柴油成本，影响国内CPI、PPI，同时影响货币政策与投资决策。

　　所以，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市场在盯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同时，国际油价波动也成了我们经济政策的掣肘。

　　全球油价的参照基准到底有哪些?

　　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的背景下，我国油价市场基本是国际油价的接受方，虽然2018年3月推出的上海原油期货略有希望改变这一局面，但整体来讲，依然任重道远。

　　2018年全年，我国15%的原油进口自俄罗斯联邦，12%的原油进口来自阿拉伯，10%的原油进口自安哥拉，10%原油进口自伊拉克，各区域进口原油占比如下表。

　　虽然这些进口原油采用了不同的价格合约，但整体上，它们与欧洲、北美、中东油价标杆挂钩，分别对应着欧洲的布伦特、北美的WTI和中东的Dubai/Oman。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打出世界第一口油井开始，全球就在寻找石油定价权与定价机制。我们今天看到的原油贸易市场定价阶段，是在经历了西方石油公司垄断定价、产油国定价阶段后才逐渐形成。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石油的价格主要由资源方——西方石油公司和OPEC来把守，1986年以后，随着英美逐渐推进改革打破垄断、建立竞争的市场化机制，石油贸易市场逐渐形成，英国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和美国的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WTI原油期货价逐渐成为影响欧洲与北美原油价格的“风向标”。

　　欧洲布伦特原油价格指数

　　欧洲最早的原油价格基准是福蒂斯(Forties)——产于英国北海的一种低硫轻质原油，但随后被产量更大的布伦特原油替代。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布伦特原油产量下降，布伦特原油价格逐渐脱离其他品种。1990年，临近产区尼尼安(Ninian)原油与布伦特原油共同组成新的布伦特混合原油(Brent Blend)。2000年，与布伦特、尼尼安产区油质都比较接近的挪威奥斯伯格(Osebreg)加入统一定价。2007年，挪威的埃科菲斯克(Ekofisk)原油也加入这个定价体系，从而组成了现在的BFOE(Brent、Forties、Oseberg、Ekofisk)基准品种。虽然2018年1月，挪威的Troll原油也添加到了现在的布伦特原油定价基准篮子中，但由于习惯原因，布伦特原油还是经常被认为是BFOE四类油种的代表。

　　目前，参照欧洲布伦特原油定价的产区，包括欧洲原油产区、大洋洲原油产区、西非原油产区以及俄罗斯乌拉尔油产区。

　　中东Dubai/Oman原油价格指数

　　中东油价的Benchmark最早是阿拉伯轻质原油(Arab light)，随后被Dubai原油替代。随着Dubai原油产量下降，为了保证现货交割，增强市场流动性与定价准确性，全球能源资讯机构普氏(PLATTS)在迪拜原油基准价每日评估中包含了更多新的中东原油级别。2001年，Oman被允许作为Dubai原油交割品，中东地区逐渐形成Dubai/Oman原油价格。

　　中东出口亚洲的原油定价多是以Platts评估的Dubai-Oman原油价格为准。2007年建立的迪拜商品交易所(DME) ，其主导产品交易的阿曼原油(OQD)期货合同，为酸性原油建立了第一个原油现货交易的期货标杆产品。阿曼原油期货结算价格(Marker Price)也是阿曼苏丹国原油出口的官方价格(OSP)。

　　亚太地区虽然是以普氏Dubai/Oman原油为定价基准——中国国际油价30%权重是迪拜原油价格，但迪拜原油价格发现的功能还是依赖于Brent，可以说是间接的以Brent为定价基准。

　　北美WTI原油价格指数

　　北美市场的原油基准价以WTI(West Texas Intermediate)原油价格为主。

　　北美市场比较特殊，WTI指数影响力并非是以原油出口国姿态形成——像Dubai、布伦特价格形成于原油对外出口地区，以卖方市场形成的期现货价格。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打击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石油禁运，对西方国家造成非常大打击。美国随后于1975年宣布禁止大部分原油出口——以保护美国能源安全，1979年，美国石油出口禁令被编纂进《能源管理法案》。这一禁运指令一直持续了40年，在面对美国轻质原油供应过剩的情况下，直到2015年1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才解除原油出口禁令。在出口禁令影响下，美国轻质原油只能内陆交易，远离国际市场。

　　作为在美国内陆市场交易的原油，应该只是美国市场的内部价格，何以能影响北美市场的石油定价?

　　背后主要跟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为WTI合约提供了非常好的流动性有关。1983年，WTI被选为Nymex交易所期货合约品种，并在交易所期货交易量较大，这是WTI成功成为Benchmark的关键。虽然，WTI也存在一定交割问题，包括内陆管线破裂、交易挤兑等，但并没有影响美洲大陆除个别南美洲国家以外都参考WTI Benchmark进行定价。

　　目前我国国家发改委成品油价格调整，参照的国际油价主要包括布伦特(Brent)、迪拜(Dubai)和米纳斯(M-inas)三地油价，但米纳斯和迪拜油价同样受到布伦特油价影响。

　　供需是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核心逻辑

　　油价波动对经济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影响油价波动的因素，其实是复杂而难以尽述的。虽然油价很难预测，但即便不做预测，也应了解其波动背后的逻辑。

　　跟所有商品一样，供需是影响商品价格的核心因素，原油也不例外——特朗普隔空喊话原油，根本逻辑就是通过影响原油供给来影响原油价格。但与一般商品不一样的是，原油供需并非完全市场化，其同时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因为全球大部分原油都集中在OPEC国家。

　　2014年以来，原油价格的暴跌暴涨可一窥原油价格波动的供需逻辑。

　　2014年下半年开始，布伦特油价从115.06美元/桶的价格，一路跌破50美元/桶的价格，一直跌到2016年1月20日的27.88美元/桶。以OPEC市场地位，如果想保油价，“减产保价”应该不是难事，世界范围内没有国家能抗衡OPEC的原油供应能力。

　　但OPEC并没有选择在油价下跌时限产，而是选择了“冻产”。2014-2016年，OPEC4次聚会，都选择“冻产”——这一决议让油价在供应充足的背景下，一路下跌。

　　OPEC此举逻辑，不外乎以低油价保持市场占有率，同时跟美国拼成本，以低油价来驱赶美国页岩油的市场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美国页岩油革命并没有因为国际低油价攻击而搁浅，华尔街不计成本地投入资金开发页岩油，在低油价环境下不断抢占着OPEC的市场份额。

　　显然，OPEC保持供应降低油价，挤占美国页岩油的市场策略是失败的，非但没有压垮美国，反倒先让自身陷入了财政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

　　低油价同时让俄罗斯倍感压力，俄罗斯等产油国的财政收入也出现捉襟见肘。2016年9月与2016年12月，OPEC与非OPEC国家分别在维也纳达成减产协议，减产幅度达到120万桶/日和55.8万桶/日，这就是OPEC与非OPEC国家的“维也纳减产联盟”。这一决议后，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17年6月21日的44.82美元/桶开始一路上涨。随后，特朗普喊话对伊朗制裁，以及预期委内瑞拉原油产量下降，OPEC逐渐降低了减产履约率，实际上相当于增加供应。但对伊朗制裁由于豁免权的存在，并没有很大程度降低伊朗原油出口，这导致2018年10月后，原油价格一路下跌。直到2018年12月，“减产联盟”再次决定在10月份产量基础上减产120万桶/日，才使得2019年初油价重新逐渐开始企稳回升。

　　OPEC“减产”是影响原油供应最有效手段，除此外，地缘政治冲突与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同样会影响原油供应水平，从而影响油价。

　　美元指数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油价格，从逻辑上来讲，美元升值，以美元标价的原油应该便宜一些——因为原油出口国可以用更少美元买到与之前相同量的商品。尽管近年来，美元指数对原油价格影响越来越弱，但这一逻辑没变——在原油以美元计价背景下，美元指数对原油价格依然会有弱相关影响。

　　国际油价最终会易下难上

　　虽然2019年以来，产品油价格与原油价格持续上行，有可能持续影响国内通胀上行。但从原油供需整体形势来看，易下难上的概率还是会高一些。

　　一方面是新生能源的崛起，OPEC面临外部唱衰石油的风险。根据BP公司《世界能源展望2019》发布的信息，到2040年石油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将可能从2018年的35%左右下降到27%左右，取而代之的是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的快速上升。未来对石油需求的增速，可能远赶不上对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需求增速。若OPEC执意“减产”维护油价，不仅可能失去其原油市场占有率，更有可能倒逼世界加快能源革命，进而失去石油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

　　此外，OPEC内部同时面临着利益诉求不一致的风险。2018年底，加入OPEC达57年的老成员卡塔尔突然宣布退出OPEC，专心发展天然气。在外部能源供应多元化和内部财政压力下，OPEC成员国能否抵住油价上行的诱惑而不增产，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加上美国2018年5月中旬，提出《禁止石油卡特尔法案》(No Oil Producing and Exporting Cartels Act，即NOPEC)，逐渐开始以反垄断名义起诉OPEC，阻止OPEC减产，在这样压力下，OPEC能否顶住来自美方的压力，也很难说。“囚徒博弈”的结果是，大家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放弃最优方案。

　　当然，除了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对OPEC原油供应造成挑战外，非OPEC国家的勘探不断取得突破也能增加市场原油供应，从而降低油价，如美国页岩油就是在2011-2014年的高油价背景下催生出的OPEC原油的最大替代者。

　　短期来讲，对OPEC可见的利好可能包括，委内瑞拉石油产能可能持续面临下降的前景，美国页岩油面临着产能运输瓶颈、以及来自华尔街对美国页岩油不计成本产出的限制——股东还是要求投资回报的。另外还要看美国对伊朗原油出口制裁在今年5月到期后，会不会继续制裁，以及豁免国家的数量会不会减少，这也是影响油价短期供应的一个因素。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随着经济增速进入新的增长阶段，能源需求的增速也会逐渐缓慢降低，加上氢能、生物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天然气在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占比也将逐渐赶上石油，石油价格从中长期来讲容易形成易下难上格局，但短期依然受到供需节奏、地缘政治以及金融炒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