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近年由于压裂技术的发展，页岩油气生产大幅上升，不仅使美国的能源供应大量增加，能源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能源价格与供求关系的重大调整，其影响已外溢至地缘政治，领域包括确保海洋石油通道安全畅通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堪称一场史无前例的能源革命。

　　今后，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美国、亚洲和中东大三角的互动和博弈。这需要我们高度关注，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石油价格和供应将面临深刻调整

　　由于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印度、韩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对化石燃料需求直线上升，石油价格在2008年2月冲上每桶100美元高位。接着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发生了页岩油气大量开采引起的能源革命，美国石油产量从2008年的每日500万桶剧增至2014年的每日900万桶。石油价格也从2008年6月的每桶110美元“悬崖式”下跌，2014年1月跌破每桶50美元。

　　而作为中东和欧佩克主要成员的沙特，被认为是在借势发力，凭石油储量、产量和生产成本三大优势，借助油价暴跌“一箭三雕”：遏制沙特对手伊朗的复兴；排挤竞争对手俄罗斯；压垮引起油价暴跌的美国页岩油气公司。

　　然而，全球需求不足尤其是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亚洲的需求减少，是导致原油价格下跌的又一主要原因。亚洲2010~2012年石油消耗每日增加100万桶以上，但2013和2014两年每日增幅都减至50万桶或以下。

　　今后亚洲石油消费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如果亚洲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6%，则到2025年亚洲石油需求量增量将超过700万桶/日。这样的预测也许偏于保守，亚洲经济体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速很可能不止6%。另一种预测是，如果亚洲减少石油补贴、降低能耗成功的话，石油消费增量就会低于400万桶/日，如经济下滑严重，则更会低至200万桶/日。

　　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低位震荡，不仅冲击了产油国经济，也引发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

　　目前看，石油背后的地缘政治走势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美国利用油价下跌，联手欧洲和沙特挤压俄罗斯，推动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二是美国能源独立减少了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助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三是美军逐步撤出伊拉克、阿富汗，使“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势力趁虚蔓延，中东长期动荡、地缘政治碎片化加深。

　　俄罗斯在欧美制裁和油价暴跌叠加效应打击下，加快了战略东移步伐，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都在加大。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速推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提上议事日程。

　　美国页岩油气供应与亚洲能源需求以及中东产油国产量增减的大三角互动，将决定今后一个时期石油价格和供求关系的走向。油价持续走低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速有望提高，产油国力量将有所削弱；而如油价重新攀升将阻碍世界经济复苏，产油国“钱包”会再次鼓起来。

　　就中国而言，油价维持低位对经济转型有利，自然希望美国石油产量继续增加，以维持目前的低油价。世界银行估计，石油占中国能源消费的比重约20%，油价下跌10%对中国GDP的影响在0.1%~0.2%之间。

　　石油通道的安全是各国关心的另一个地缘政治和军事问题，其主要博弈也将体现在亚洲。

　　因为中东石油目前主要销往亚洲，马六甲海峡、南海和东海对石油运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甚至堪比中东。中美关系最近趋于紧张，以及双方在南海等问题上的“对峙”能否缓和，都会对亚洲的能源安全产生影响。

　　这个问题最近被西方炒作，似乎中国是影响亚洲能源通道的主要因素，那完全是本末倒置。一是中国能源进口量最大，主要依赖印度洋、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运输通道安全畅通，那么最应该担心通道安全的是中国；二是该地区海军力量最强的是美国，如果加上其盟友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海军力量则更显庞大，且扼守马六甲海峡的是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不是中国。

　　天然气特别是

　　液化天然气的固定格局被打破

　　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LNG）是世界能源市场革命的另一重要因素。全球天然气市场历来比较固化、僵硬，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多通过输气管道，其次是制成LNG后海运；二是定价固定，一般为长期供货合同，且与石油价格挂钩；三是严格规定买家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天然气市场的这一现状决定了消费国对供应国的依赖性，即便政治关系出了问题，也很难摆脱固化的供求关系。乌克兰危机暴露出的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表现在地缘政治上就是美欧对俄罗斯政策的异同。虽然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美欧能保持一致，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却“面和心不和”，常常想法不能完全一样。

　　美国目前正在纠结其LNG的出口问题，生产LNG的公司自然希望出口，增加市场和收益，而制造业则希望保持页岩气的充分供应和低价。这是其一。其二是出口给谁？从狭隘的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出口主要给北约成员和欧洲国家，还有日本；而从世界经济总体考虑，那么就应该谁需要就卖给谁，出口市场在亚洲。

　　如果美国选择后者（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它也应该这样做），美国的LNG出口就将根本性改变世界天然气市场的规则，因为美国出口的LNG将依据市场供求来定价，同时没有不可转手卖给第三方的限制。

　　就亚洲国家而言，进口LNG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供货方少，基本固定，且LNG现货市场规模小，无法满足临时需要，贸易缺乏灵活性；二是脱离政治因素决定的定价体系难度较大。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出于现实的地缘政治原因，不可能形成“集体谈判定价”的集团，即使有一部分低价的美国LNG，也无济于事。

　　要解决定价权，最可行的办法是学习美国和欧洲，建立交易中心。如美国国内路易斯安那州的亨利天然气交易中心，以及欧洲目前若干个交易中心。交易中心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严格、透明、可靠的交易和配套金融体系。

　　鉴于中国对LNG的巨大需求，加上中国已经在国内建立了广东、福建、天津、上海四大自贸区，正在试验和实践相关的交易中心和金融安排，中国可以积极考虑在四个自贸区中选择建立LNG亚洲交易中心。随着自贸区和“一带一路”构想的逐步深入发展，这样的交易中心势在必行。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能否成功取决于能源政策的调整

　　今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年份，年底将在巴黎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决定今后一段时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自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第15届气候变化谈判大会以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力度都在加大，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合作令人瞩目。

　　目前排在二氧化碳排放前三位的是中国、印度和美国。亚洲则占全球排放的近50%。中国刚刚提交了节能减排的国别报告，将于2030年或之前达到排放的峰值，并加大减少能源消耗的强度，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美国至2012年已在2005年基础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12%。

　　去年底，中美在北京APEC峰会期间发表联合声明，就节能减排做出了共同的承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不仅将增加两国的政治互信，还将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更上一层楼。

　　对中国和亚洲国家来说，在继续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减少排放，关键在于改变能源结构或者说能源组成，说到底就是要减少煤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在化石燃料中，煤最便宜，但二氧化碳排放最多，这是事实。目前，亚洲消耗了世界三分之二的煤。2008年至2013年，除亚洲之外，全球煤消耗实际是下降的。现在日本消耗的煤超过俄罗斯，韩国超过德国。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来改变亚洲国家的能源结构，亚洲将继续成为全球煤的主要用户。据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将占全球的46%。

　　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已下跌近60%，勘探开采成本增加制约了页岩油气的开发。据国际先进能源组织估测，中国可开采的页岩气储量全球第一，约1115万亿立方英尺。中国对开采页岩油气热情很高，但中国的地层和岩石结构却不利于大规模开采。2014年中国页岩气产量13亿立方米，虽较2013年增长460%，但在2014年天然气总产量中仅占1%左右。

　　中美两国已经将气候变化领域合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两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美国的全球能源战略有三个支柱：增进国家安全、抗击气候变化、助推经济增长。这些战略目标与中国十分接近。双方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将成为两国未来合作的亮点。

　　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南海等问题上的分歧，双方就可以找到共同点。南海运输通道的安全对中美都至关重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个道理其实已经包含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美共同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