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税改革拉锯战持续多年。改革计划不断被写入政府工作文件，相关方案不停调研论证，却一再搁浅。煤炭资源税改革涉及煤炭企业、地方政府、税务部门、下游用户等多个利益主体，在改革进程中博弈激烈。

　　按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府工作计划，年内清费立税，推动资源税改革；新近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提出加快资源税改革，逐步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税务总局长王军透露，煤炭的资源税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目前物价水平不高，煤炭是买方市场，实行从价计征改革对下游产业的影响较小，是推进资源税改革的最好时机。”王军说。

　　从上述表态不难发现，煤炭资源税改革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担心资源税改革引发物价上涨，传导至产业链下游拉升CPI，影响经济运行。尤其在2009、2010年在投资拉动下GDP维持高增速，对资源税改革引发通胀的担心更大。

　　资源税改革的时机一次又一次被错过。煤炭资源税在调节供需，体现环境损害成本、资源价值等方面的功能缺失，税收在减少煤炭消费中的作用被弱化。煤炭在开采过程中，造成土地塌陷，及水、空气、土壤污染，企业并未为此付费。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与王军的观点一致。他认为，当前我国煤炭市场价格走低，是推进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到从价计征的宝贵时间窗口。资源改革带来的煤价上涨应下下游传导，同步推进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改变对电价实行的行政管制。

　　推进资源税改革不仅纳入国务院工作表，山西、内蒙等资源地也在本年政府工作计划中提出“推进煤炭清费立税和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显然，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认为，煤价大幅回落为推进资源税改革提供了好时机。但问题在于，当煤价处于高位、煤炭利润丰厚时，煤炭企业对提高资源税负仍有微词。更何况在煤炭告别黄金时代后，煤炭企业对于这项改革更加敏感。

　　自2012年开始，国内煤炭市场持续低迷，煤价大幅回落，煤炭行业整体效益明显下滑，大多数企业处于微利和亏损状况，税费负担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董事长梁铁山介绍，煤炭企业平均税费负担水平在35%左右，其中税收负担21%，高于国内绝大多数行业。仅增值税一项，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综合税率是国内工业行业平均水平的2-3倍。建议加快推进我国煤炭产业税费改革，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梁铁山代表了部分煤炭企业的诉求，即在清理不合理收费、不增加税负的条件下实行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这些不合理收费包括价格调节基金、铁路建设基金、水土流失补偿基金等，是一些产煤地的重要收入来源。国务院在清理不合理收费上三令五申，仍不见实效。

　　对于资源地区主政者而言，他们多赞同清费立税的主张，但资源税税率不能偏低，否则影响地方财政收入。陕西榆林市市长陆治原认为，当前资源税的单位税额低，从量计征已远不能适应当前煤炭市场发展的需要，建议将从价计征税率确定为10%。

　　目前，榆林吨煤平均价格280元左右，吨煤成本90元左右，吨煤税费93元左右，吨煤利润100元左右。在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后，涉及煤炭生产的省级以下收费将被取消。

　　陆治原在“两会”期间介绍，煤炭资源税按10%税率测算，吨煤税负增加近25元；取消相关收费后，吨煤费负减少近25元，对企业利润没有影响；如果税率低于10%，将会给地方财政收入带来减收，不利于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