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总是不断重复经历着“破”与“立”的循环，所谓破了再立、立了再破。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是“不破不立、先破后立”，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则是“不立不破、先立后破”。无论是“破”字当头，还是“立”字为先，都不是对“破”“立”的截然分割，通常情况下都是“破中有立”或“立中有破”。

　　能源安全

　　推动能源转型、能源革命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保障能源安全至关重要。能源转型的历史就是“破”与“立”的循环往复。世界各国国情不同，无法采用一种模式实现能源转型。

　　西方发达国家激进式能源转型政策的负面效应

　　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大力推进能源转型，特别是部分欧洲国家采取了较为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这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外部性”有关，不得不依靠政府的强制性推动。有的“先破后立”，有的“边破边立”。欧洲明确要求退出煤电、提出禁售燃油车时间表、严格限制化石能源项目等，旨在从源头上实现绿色转型。2021年，欧洲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核电、水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到总发电量的60%以上，气电和煤电分别约占20%和15%左右。近年来，欧洲交通领域的电气化率大幅度上升，部分国家电动汽车市场份额接近30%。

　　瑞典政府于2006年宣布，在2020年将瑞典建成一个完全不使用石油的国度。届时，在瑞典的大街小巷，跑的到处都是烧燃料乙醇和沼气的汽车，这些燃料都是产自木屑、垃圾、污泥和人工光合作用，而所有的电力，都来自水力、风力和核能。

　　以瑞典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届瑞典政府都会针对瑞典能源供应转型制定大胆的计划。早在2006年就做出承诺，将在不使用任何核能的前提下，于2020年成为世界上首个不使用石油的国家。事实上，2019年瑞典仅有30%的交通用能来自可再生能源。2020年底以来，由于欧洲遭遇极端天气，可再生能源发电不稳定；再加上2022年又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天然气供应短缺，引发电价、气价、油价等暴涨，能源转型力度较大的瑞典，也同样承受着能源危机的压力，许多欧洲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重启煤电和核电。反思欧洲能源危机，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不能简单地采用激进政策，或者“即立即破”，那样不仅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而且容易产生形势误判。

　　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持续下降。

　　中国能源转型须坚持“先立后破、以立为先”

　　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并以此来助力经济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已从2012年的68.5%降至2021年的56%；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从2012年的不到9%提高到2021年的超过14%。

　　为实现“双碳”目标，国内一些地区采取了脱离实际的“一刀切”措施，盲目压减、关停煤炭生产和煤电项目，导致有的地区不得不“拉闸限电”，影响了当地的正常生产生活。

　　中国政府及时纠正了运动式‘减碳’做法，强调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立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换句话说，坚持“先立后破”，就是要先创造出新的，再去打破旧的。只有优先大力发展新能源，把减碳的基础设施做好，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和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前提下，再去煤减碳。

　　能源转型助推绿色发展。

　　在实践中，就“立”而言，需要稳住存量，争取时间实现新能源的逐渐替代，从而向低碳乃至“零碳”平稳过渡。要抓住关键变量，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提前布局、持续发力，加大清洁能源、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力度。就“破”而言，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时间窗口偏紧的实际，深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无论是新引进实施项目，还有既有项目改造，都要严把碳排放的关口，有序推进能源结构优化，积极构建清洁能源体系、绿色制造体系、低碳生活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全面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实现平稳有序转型升级

　　能源转型最终要实现能源体系的转换。根据中国《“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主要从4个方面，推动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增强能源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加快构建新能源产业体系；推动能源生产消费方式绿色低碳变革，加快构建现代能源市场体系；提升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构建能源创新体系；增强能源治理效能，加快构建适应能源绿色清洁转型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

　　依法推进或引导能源转型，是实现安全平稳有序的关键。在这方面，欧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和经验。中国也要坚持依法推进能源转型，尽快建立以能源法为统领，以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单项法律法规为支撑，以相关配套规章为补充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

　　以立为先，加快可再生能源高质量跃升发展

　　加快大规模发展，进一步提高发电装机占比。在过去10年中，全球太阳能和风能装机规模年均增速达20%，发电量已占发电总量的一成以上，同时太阳能、陆上风能发电的价格分别下降了约90%和70%。未来，中国将在“三北”地区优化推动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化规模化开发；在西南地区统筹推进水风光综合开发；在中东南部地区重点推动风电和光伏发电就地就近开发；在东部沿海地区积极推进海上风电集群化开发；稳步推动生物质能多元化开发；积极推动地热能规模化开发；稳妥推进海洋能示范化开发。

　　加快高比例发展，力争成为能源消费增量供应主体。202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总量达6.8亿吨标准煤，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13.6%。2021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48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9.8%，风电和光伏发电量分别占到7.9%和3.9%，仍有70%的用电量依靠火电。“十四五”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就是要从能源电力消费增量补充转为增量主体，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占比快速提升。加快建设可再生能源存储调节设施，强化多元化智能化电网基础设施支撑，提升新型电力系统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适应能力。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终端直接利用，扩大可再生能源多元化非电利用规模，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制氢利用，促进乡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多措并举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

　　加快市场化发展，努力实现平价低价入网。从全球范围来看，可再生能源发展仍然需要政府电价补贴。比如，根据财政部披露的信息，202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预算总额达923.55亿元。正是在电价补贴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得以持续快速发展，风能、光伏发电成本大幅度下降，基本具备平价上网的条件。“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发展，要由补贴支撑发展转为平价低价发展，由政策驱动发展转为市场驱动发展。

　　不立不破，夯实能源安全保障基础

　　坚持立足国内，增强传统能源生产供应的兜底作用。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立足国内、补齐短板、多元保障、强化储备，完善产供储销体系，不断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到2025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46亿吨标准煤以上。石油产量稳中有升，力争2022年回升到2亿吨水平并较长时期稳产。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力争2025年超过2300亿方。提升天然气储备和调节能力，到2025年全国集约布局的储气能力达到550~600亿方，占天然气消费量的比重约13%。

　　切实依靠科技创新，大力推进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加快能源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攻关，推动绿色低碳技术重大突破，加快能源全产业链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统筹推进“补短板”和“锻长板”，加快构筑支撑能源转型变革的先发优势。增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锻造能源创新优势长板。持续提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性，开展三代核电技术优化研究，加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技术创新和应用。立足绿色低碳技术发展基础和优势，加快推动新型电力系统、新一代先进核能等方面技术突破，提高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技术水平。